沙拉·伊马斯
犹太裔亲子教育作家

我是犹太裔作家沙拉·伊马斯,父爱在儿童教育中有多重要,问我吧!

我是沙拉·伊马斯,我的父亲是在二战期间为躲避德国纳粹逃亡到中国上海的犹太人,而我,生长于上海。父亲从小对我很严厉,而那种“狠心教育”中蕴含的智慧却让我终身获益。
长大后我成了一位母亲,育有两子一女。中以建交后,我放弃了上海的优越生活,带着三个孩子回去战火纷飞的以色列,希望他们能在不同的环境下体会磨难、学会坚强、领会人生。很开心他们从原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成长为有独立担当的大人,用努力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在我看来,子女教育就是“特别狠心特别爱”——这是我经历过这么多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父亲从小言传身教的理念。近期,我将父亲的教育智慧精华与多年人生经历写进新书《特别狠心特别爱·父爱是一种智慧》希望与大家分享。
如今“丧偶式育儿”常常被提起,父爱的缺失越来越受到关注。关于父爱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意义,欢迎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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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2019-06-14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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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晚年曾自叹“浮名满世”。严复以其一生在翻译、海军、教育等三个方面的主要成就,比如精通西学,翻译包括《天演论》在内的八大译著,主持天津水师学堂二十年,先后担任过安庆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校长、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等,享誉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内乃至全社会,可谓一等社会名流,大体上是很受尊崇。他一度在各校受邀做演讲,受到拥戴,风光十足。晚年会有“筹安之累”正是因为袁世凯派想利用严复的声名地位来造势。
当然,一个人的声名地位并不能对应代表他有多被理解和认可。恰恰相反,圣贤皆寂寞,高处不胜寒。
比如,1902年时西学风靡,严复门前很是热闹,可严复看不惯结党营私、假公济私和权利之争。他认为,那些所谓新党,口谈新理,手持新书,日翼新政之行,其实不过是为个人之私,希望从中邀利,或晋升为新贵。因此,严复不
愿与他们交往。坊间盛传严复之傲慢。严复则默默闭门谢客,倾注心力于译书。那时他的身份是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白天到局里办事,晚归,灯下唯以翻译自娱。
比如,严复曾十分委屈地向张元济倾诉,说有位朋友赞许他译的书很好,但就是太难了,无法领略其中妙义。圈内朋友都表示看不懂,就更别说一般的读者了。严译著述对受众的要求一直都很高,需要丰厚的西学知识作为支撑。如此,严复翻难免感受到一种曲高和寡的孤独。1903年2月27日夜晚,严复在翻译《群学肄言》时,忽然间悲从中来,在一张便条上写道:
吾译此书真前无古人,后绝来哲,不以译故损价值也,惜乎中国无一赏音。扬子云:“期知者于千载”,吾则望百年后之严幼陵耳!
严复是名士,但人生亦多孤独之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境遇如何,严复一直都表现出远大的抱负、高级的情怀和很强的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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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严复的意思是:将他从一个雕像、一个大名、一页历史课本,变成一个焕发色彩,有家累,亦有受挫的仕进之心,有辉煌,更有挫败,有情感更有温度的,既可仰望又可亲近的人。
严复影响了中国近代史,是对近代中国思想史和文明转型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的人物。他一方面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一方面又非常珍视中国经典传统,学贯中西,系统地将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介绍到中国。作为一代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他的精神世界就是一座宝库,可以让时人受益,更可以跨越时光。他在百多年前说的许多话,如今依然令人警醒。但也因此,很多人无法走近他,只能仰望。
我久居福州,常在郎官巷20号严复故居门口经常看到有些游客在门口探头一下瞄两眼叨咕三句即离去。有一天,我眼看着夕阳余晖洒在青石砖上,洒在几字墙上,眼看着空荡狭长的郎官巷,想着一个人物这样深邃宏阔的精神世界、炽热的家国情怀、踉跄归故里的晚境,一种非常苍凉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
阅读严复的这几年,我闯进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宝库,并且得到了一些宝石,现在我愿意以我的方式,和更多的人来分享进入严复这个精神宝库的路径。
比如,观察严复的人生是很有意思的,他的人生似乎总在剑走偏锋,波折起伏。若不是父亲突然病逝,他可能继续攻读四书五经,在科场上杀进杀出;若没有马尾船政,严复或许就在阳岐村庸常度日。他进入马尾船政,留学英国,却没有成为一名海军将领,而是成为水师学堂的教职人员。他为水师学堂付出二十年光阴,却也不是生平最大成就所在。影响中国近代史的,是他的译著。
比如,严复一生有过鼎沸声光,却也时有挫败感、焦虑和惊惶。然而,正如一位评论家所写的:“他一边感叹‘浮名满世,资力浅薄”,一边却行动力极强地过完一生。“单这一点,亦足以鼓励我们如何抵抗平庸,焕发出一点人生的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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